你说人死后的骨灰应该撒进海里

清晨五点的青岛栈桥上还浮着层薄雾，我蹲在防波堤的旧桩子旁，指尖碰了碰膝头的白瓷罐——凉得像爷爷临终前攥着我的手，像三十年前他带我出海时，塞给我的那罐冰镇橘子汽水，瓶身凝着细密的水珠，蹭得我手腕发痒。

爷爷是个摸了四十年船舵的老渔民，手掌心全是修船磨的茧子，像块糙砂纸。小时候我总黏着他去码头，看他把渔网上的海草捋下来，塞进我兜里当“绿绳子”；看他蹲在船舷边熬鱼，油花“噼啪”跳，香味能飘半条街。他总说：“海是咱的老伙计，吃它的饭，穿它的衣，最后得还给它。”那时候我不懂，仰着脖子问：“还给它？那你变成鱼吗？”他就笑，烟卷儿叼在嘴角，火星子在风里一明一灭：“变成鱼也行，变成浪也行——反正能天天看你们熬鱼贴饼子。”

去年清明前，爷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指甲盖里还留着修船时蹭的铁屑。他攥着我的手，力气像晒干的海带丝：“别给我买墓地，那玩意儿贵，还闷得慌。把我撒进海里，就去老码头对面的那块海域——当年我跟你太爷爷出远海，就是在那儿钓着条三斤重的黄花鱼，你太奶奶熬了汤，香得邻居家小孩扒着门框哭。”我点头，他又补充：“撒的时候别烧纸，带罐橘子汽水，倒一点在海里——我小时候跟你太爷爷跑船，最盼着港务局门口的汽水摊，五分镍币能买一罐，甜得能把舌头咽下去。”

撒骨灰那天风不大，太阳刚爬上老码头的歪脖子树，把海面染成碎金。我捧着瓷罐，手指抖得厉害——爷爷的骨灰是浅灰色的，像他藏在枕头底下的那包旱烟丝。撒下去的时候，风卷着细碎的颗粒飘向海面，像撒了一把揉碎的星光。鱼群忽然游过来，银亮的身子在水里打旋儿，我想起爷爷说过：“鱼是海的耳朵，能听见咱说话。”于是我蹲下来，把橘子汽水倒了一点在海里，泡沫“咕嘟咕嘟”冒上来，风里立刻飘来咸咸的甜——像爷爷的烟味，像渔船上的机油味，像小时候他扛着我走在码头的青石板路上，鞋底碾碎的海蛎子壳味。

现在我每个月都会去老码头，带一罐橘子汽水，倒一点在海里。有时候会遇到卖烤鱿鱼的阿婆，她认识爷爷，总会递过来一串烤得焦香的鱿鱼：“你爷爷当年总买我的鱿鱼，说‘这丫头烤的，比我熬的鱼还香’。”我接过，咬一口，鱿鱼的鲜裹着甜面酱的香，忽然就红了眼眶——爷爷没走，他变成了潮汐，拍打着老码头的旧桩子；变成了渔火里的一声咳嗽；变成了阿婆烤鱿鱼的香味；变成了每个清晨钻进我窗户的咸风。

海从不是终点，是另一种回家。那些被浪卷走的骨灰，从来没消失——它们在渔网上挂着的海草里，在熬鱼的汤锅里，在孩子们手里的橘子汽水里，在每个风里飘着咸味的清晨。就像爷爷说的：“埋在土里，是等着腐烂；撒进海里，是等着回来。”

风又吹过来，带着海里的咸味，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橘子汽水瓶——瓶身上凝着细密的水珠，像爷爷的眼泪，像海的眼泪，像所有没说出口的想念，都变成了浪，拍打着岸边的石头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