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墓安葬母亲有讲究吗

送母亲走的那天，风裹着桂花香钻进衣领，我蹲在公墓的石阶上，看着工作人员翻着花名册问“选哪排”，突然红了眼眶——不是不知道要选位置，是突然明白，那些别人说的“讲究”，从来不是什么规矩，是我想把每一步都攥在手里的执念：我要她的归处，比她生前住的老房子更舒服。

朋友小棠给母亲选墓位时，绕着公墓走了三圈，最后定在靠近东门的桂花树下。她蹲在土堆旁摸了摸树干，说“我妈以前在阳台种了三盆桂花，每年秋天都要摘了做糖渍桂花瓣，说等我结婚时做喜糖。现在好了，她每天都能闻着桂花香”。公墓的工作人员说“这个位置采光好，上午有太阳，下午不会晒”，小棠点头，其实她早摸过那块地——土是松的，没有积水，比母亲生前住的一楼老房子强多了。我们总说“选个好位置”，哪是选位置？是选“她曾经喜欢的生活”：要采光好，因为她冬天总说“晒晒太阳骨头不疼”；要位置不高不低，因为她爬楼梯会喘；要旁边有树，因为她总说“家里太静，有树就有鸟叫”。这些别人眼里的“讲究”，不过是我们把母亲生前的习惯，偷偷搬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安葬前的晚上，邻居陈阿姨坐在我家客厅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擦了又擦。她的手套沾着滑石粉，指腹蹭过盒盖的纹路时，手在抖：“你妈以前总嫌我擦桌子擦不干净，留着水印子。这次我用了她最爱的柠檬味洗洁精，擦得能照见人。”我看着她把母亲的珍珠耳坠轻轻放进骨灰盒，那是母亲结婚时的陪嫁，后来耳针断了，她用红绳串起来挂在钥匙扣上，说“这是你爸给我的第一样东西，要带到棺材里”。工作人员说“骨灰盒要轻拿轻放”，可陈阿姨坚持要自己抱：“以前她生病时我抱不动她，现在她轻了，我能抱得动了。”那些所谓的“仪式讲究”，哪里是流程？是我们最后一次“照顾”她：要把骨灰盒擦得发亮，像她以前擦我小学时的铅笔盒；要把她的遗物放进去，像她以前帮我收拾书包时，偷偷塞一颗水果糖。

我给母亲选安葬日时，翻着日历圈了三个晴天。前一天晚上盯着天气预报看了二十遍，直到确认“多云转晴，无雨”才松口气——不是迷信什么“黄道吉日”，是想起去年梅雨季，母亲撑着伞去菜市场，回来时裤脚全湿了，坐在沙发上搓着脚说“这雨怎么总下不完”。我不想让她的最后一程淋着雨，不想让她的新“家”被雨水泡着。安葬那天太阳刚爬过山顶，我把母亲的照片摆进墓碑槽，摸了摸相框边缘——是她去年生日时拍的，穿着我买的藏青旗袍，嘴角翘着，像在说“这衣服太艳了”。旁边的阿姨递过来一束白菊，说“我每次来都带白菊，我妈以前说菊花干净”，我点头，把手里的桂花枝插在墓前——那是从小区楼下摘的，母亲生前总说“这桂花香得像偷了蜜”。

其实哪有什么“讲究”？不过是我们的爱没处放，变成了具体的、笨拙的动作。邻居张叔给婶子选了靠近公厕的位置，说“她以前总说小区的公厕太远，晚上不敢出门”；楼下李奶奶把儿子买的羽绒服铺在墓前，说“我妈生前总嫌我穿得薄”；我给母亲的墓前种了三盆太阳花，是她以前在阳台种的，每年夏天开得热热闹闹。这些别人听不懂的“讲究”，是我们和母亲之间的密码：她知道我在说“我还记得”，我知道她在说“我懂”。

那天离开公墓时，风卷着桂花香吹过来，我蹲在母亲的墓碑前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