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样的人死后要海葬呢

清晨五点的海岸线还浸在灰蓝里，风裹着咸湿水汽掠过礁石，我蹲在岸边看一位老人把瓷罐里的细粉轻轻撒进海里——那些粉粒在浪尖打了个转，很快融入海水，像从未存在过，又像从来都在。旁边中年人说，那是他父亲，老渔民，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海，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：“把我撒回海里，我要去陪我的老渔船。

与海有不解之缘的人，大抵最懂“归处”二字。我爷爷就是这样的老渔民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干净的海盐，手掌上的茧子硬得像船舷老木。他的渔船叫“福顺号”，油漆掉了又刷，刷了又掉，船尾挂着用鱼骨头做的平安符。临终前他躺在病床上，眼睛望着窗外天空，突然说：“我听见浪打船板的声音了。”后来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他常去的渔场，那天浪特别轻，像他生前摸我头的手——他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地方，和他的渔船、他的渔网、他捞了一辈子的鱼群作伴。

追崇极简与环保的人，会把海葬当成对地球的最后一次温柔。我认识的小夏是个环保博主，生前总说“活着要低碳，死了也要低碳”。她算过一笔账：传统土葬要做水泥墓穴、立墓碑，少说占一平方米土地，而海葬用可降解骨灰盒，三个月就能融入海水，不会对海洋造成污染。她去世前给我们发消息：“等我走了，把我撒在钱塘江入海口，我要跟着潮水去东海，变成鱼的食物，变成浪的一部分。”她的葬礼没有花圈，没有哀乐，只有我们捧着她的骨灰，听着潮声，把她还给自然——像她生前种的多肉，像她捡的海边贝壳，像她总挂在嘴边的“万物循环”。

想保留“自由”的人，海葬是他们最后的旅行。我的朋友阿林是个背包客，生前走遍中国沿海城市，背包上挂着七个纪念章：青岛的啤酒瓶、厦门的贝壳、三亚的椰子壳。他总说：“生命就是一场旅行，不该停在任何一个地方。”去年他因癌症去世，我们按他的意愿把骨灰撒在东海。撒的时候风很大，骨灰被吹得飘起来，像他生前吹的口琴曲，轻快又自由。我们对着大海喊：“阿林，你可以去台湾看垦丁的海，去日本看冲绳的鱼，去东南亚看普吉岛的沙滩——继续你的旅行吧！”风把我们的声音吹得很远，像他从未离开。

想和爱人“重逢”的人，海葬是他们的“爱情契约”。邻居奶奶是个温柔的人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张泛黄照片：爷爷穿着海军制服，站在军舰上，笑得像阳光。爷爷是海军，三十岁那年执行任务牺牲，葬在东海。奶奶临终前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要去陪你爷爷，他在海里等了我四十年，我不能让他再等了。”她的葬礼很简单，我们把她的骨灰撒在爷爷牺牲的海域。那天太阳很好，海浪层层叠叠涌过来，像爷爷的怀抱——奶奶终于追上了她的少年，他们在海里重逢，像从前那样，手牵着手，看潮起潮落。

其实海葬从来不是“冰冷”的选择，它是每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。有人想回到起点，有人想延续自由，有人想重逢爱人，有人想保护地球。那些选择海葬的人，不是“没有归处”，而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归处——他们变成了浪，变成了风，变成了鱼群里的影子，变成了我们抬头看见的云。他们没有离开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继续陪着我们。就像清晨的海岸线，风里还飘着海盐味，浪里还藏着老渔民的笑声，潮声里还裹着背包客的口琴曲——那些关于生命的故事，从来都没结束。